第一次读龙应台的文章还是从闻名海峡两岸，流传各大阅读平台的一篇《目送》开始，目送父逝的悲怆，目送儿独立离开的复杂，面对安德烈不再是那个脸圆嘟嘟，要亲亲抱抱，时常头发有奶汗味的孩子，而是一米八四，有驾照，可以进酒吧的高校生了，“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她变得不安。

安德烈是龙应台的大儿子，在他14岁时，龙应台离开欧洲，应邀回到台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4年后卸任有了时间可以好好过日子时，安德烈已经让她非常陌生，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她对他的一切好像不曾参与和感知，龙应台知道儿子是爱她的，“但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为了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龙应台决定与他共写一个专栏并在媒体上连载刊发。

于是，龙应台母子两人用三年的时间互相通信，阐释自己对文化、情感、教育、工作、价值观、世界观等等方面的认识，在各自的独立中相互沟通、理解，他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了三十年，他们也是两个国别的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通过35封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书信中充满了母亲的感性与理性、认真与知性、细腻与深刻、民主与教导，也充满了儿子的安适与压力、黑色幽默与淡淡忧愁、年轻的真诚、青春的热烈、敏锐的感性。

在书中龙应台和安德烈谈十八岁的彼此的生活方式，他说生活中最凡俗的快乐是“性、药、摇滚乐”时，她气急败坏，忐忑又直入地问他这样的说法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安德烈又是怎么解释这些隐喻的呢？他说，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新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西方文化培植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已经将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刻画得入木三分。

龙应台在这个十八岁的孩子面前，既想做一个严格的母亲，同时在深解中西文化的情况下，想做一个民主，尊重孩子的目亲，她在书中说：“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所以当她看着儿子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时，她恨不得把烟从儿子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但是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安德烈和龙应台述说青春的烦恼，失恋了，她有点“受宠若惊”，儿子愿意和她谈感情的事，她知道这是青春必经的忧伤，只能还是希望阳光能早点照亮他走出来，同时又在急切分享一点她的情感心得“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种能够与你并肩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希望安德烈能或深或浅的明白。

安德烈高中毕业了，要暂别青春玩伴，熟悉的温暖小镇——家，龙应台能深深体会到他离家的惆怅和眷恋，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孩子，父母亲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给你温暖和安全，但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只有等你二十年后，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死”，宇宙的“灭”，才会回头深深注视。同时又一定要“离开”，离开才能展示自己。

安德烈和龙应台也谈工作，非常深刻，富有哲理和教育意义，也深感安德烈有这样一位母亲而感到羡慕，他问龙应台是否会因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或找不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而感到失望；龙应台说：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我也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他们在谈到“文化”时，安德烈认为“香港缺少文化”，人们永远在赶时间，咖啡店也只是憋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徒步街头和好朋友坐下来喝咖啡，在暖阳的秋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间的窄巷。龙应台在信里表达认同安德烈的观点，不像台北在街头很容易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在舒缓的情调音乐里，很容易看书，交流或沉思，同时又会从深层次去解读香港，从广义到狭义的文化，从香港和欧洲的差异，道出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战、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龙应台是东西文化的理解者和融会者，她将它们的精髓融合在一起，然后悄然注入孩子的血液，又将他们的差异传递给读者引来大家对孩子教育无尽的启发。她有着作家的敏锐、悟性、通达，又有着平凡母亲一样的舔犊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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