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英国:二战的“衣装战略”(2)
列宁曾说:“没有正确的衣装,革命什么也不是。”说完英国国内二战期间服装的变迁,这一篇放眼它的对手,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时尚版图上展开的战争。
集中营里的裁缝室
1943年,令人畏惧的纳粹指挥官Rudolf Hoss控制着一批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夫人Frau Hoss则管辖着集中营里的裁缝工作室, 剥削着犹太人对于衣装的天分。
纳粹官员的夫人们和女兵们,从犹太人的巧手中得到大量衣物,不但有日常的内外衣饰,还有可以穿去纳粹党庆祝以及社交场合的精致晚装。
当女人们对衣服特别满意时,参与制衣的犯人们会得到一块额外的面包作为奖励。一个女护卫曾喜出望外地说:“当战争结束,我要带上你,在柏林开一家大大的制衣坊——我从不知犹太女人能工作,更别说做出这么美好的东西。”
想必这位女护卫最后并没能在柏林开设理想中的制衣坊。不过,年轻的德国女子Ursula Schewe于战争初期,就在柏林开了自己的时尚沙龙the Modewerk,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不断收到订单,并幸运地在同盟军空袭中屹立不倒。她反思道:“在如此灰暗的战时,拥有至少一件好看得体的衣服,对人们是如此重要。”
1945年4月,第三帝国在苏联军队的进攻下,无条件投降。苏军在柏林凌辱妇女、侵占地产,唯独对Schewe的时尚沙龙手下留情。他们迫切需要缝补脏破的战服、赶制肩章,因为战胜者必须比战败者显得体面。作为极少数战前战后都获益的德国人,Schewe不由得意地宣称:“时尚是中立的!事实上,它与政治毫无关系!”
时尚“纯净化”
讽刺的是,战争中的时尚,恰恰与政治关系密切,尤其当战争的一方由极端意识形态催动的时候。
德国与法国就在T台上开辟了一片新战场。对很多人而言,世界时尚之都在法国,而“德国风尚”是个悖论。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巴黎就从时尚方面向德国宣战,比如出版的一本卡通宣传册里,身躯巨大的德国女人,尝试挤进德军偷来的、小巧的法国衣装,费力试图侵占法式优雅,却以失败和丑陋告终。
一战结束后,德国作家Stefan Zweig写下时尚的“暴君”属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或可汗,可以像时尚一样迅速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花了几百、几十年才得到追随者的爱戴,然而一个巴黎裁缝做到这一点只要八天。”
德国统治者迫切希望塑造独特的德国风尚,以展示雅利安人的高贵特质,重塑文化自信。在宣传中,“法国的”和“犹太的”常常混为一谈;最终反犹太化还是成为重点。战前,犹太人在德国百货商店、高端沙龙、成衣产业十分成功,招来怨恨,被称为“用廉价、低劣的衣服令女性降格、并毁灭了德国小生意”,因此需要严惩。
当然,纳粹军服堪称二战德国风尚中难得的一笔。学者称,纳粹制服制造了对社会控制、残酷哲学的虚假崇拜;金发的雅利安人,身着黑色皮革、面如刀刻的剪影,产生令人不安的痴迷。至今有人担忧,博物馆里展出的军服,都可能成为新纳粹崇拜的磁石。
与德国不同的是,时尚与意大利的国家身份之间,上演着一场持久不断的风花雪月。对于太多人来说,意大利是品位的摇篮,意大利式的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象征着优雅、享乐与关爱,被一代又一代英美访客浪漫化。二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党反复提及文艺复兴年代的风尚,以增强名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国家侵略性的行为,被美化成向全欧洲输出品味的举动。
经济效益
除了文化自信和国际声望,时尚还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法国能够通过销售和出口衣装,付掉一部分战时债务。1933年初,希特勒在一本给所有纳粹领导人传阅的“建议手册”中,批评德国女人购买奢侈舶来货,尤其是法国护肤与化妆品。“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忍饥挨饿时,我们竟在从法国进口口红,简直是疯了……女人们应该只买德国货,不要再以自私的消费伤害我们的祖国父亲。”
而事实上,服装界的去犹太化,给德国经济带来重创。弃置犹太人在时尚界的知识、天分与经验,是错误并短视的,对经济、文化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1939年5月,墨索里尼亲自在罗马组织大型女性游行,庆贺法西斯建党12周年。除了国家赞助的运动制服,参与者们还穿着自己省份的衣饰,表达对本地小工艺传统的致敬,制造出全国来朝的盛况。
英国二战时的对手们,都通过衣装战略,将经济上的贪婪、政治上的操控、文化上的竞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服装在战时制造出的大量幻象,也许只有后人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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