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刘云杉(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佟新(左)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育人需要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主持人：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教育至少是人格的教育，或者说是心智的教育，那么这个教育由谁来承担呢?

　　刘云杉：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开篇就指出，教学的艺术是让一切人能够迅速、准确、彻底地接受教育，它包括知识教育、德行教育和信仰教育这三根柱子。如果德行和信仰这两根支柱没了，只剩下知识教育，即便加上所谓的能力，教育的大厦是不稳的。教育最核心的是教育性的教学，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书育人，教书的目的是育人。这是一个整全的人的培养，教师是以人格的影响站在学生面前，是人对人的影响，而不是某个课程的兜售者，只卖碎片的知识。

　　如果老师被扭曲成为课程的兜售者，我们就会发现基础教育中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教师的权威没有了。教师不管、也不愿意管学生。在所谓的师生平等面前，更可能是学生失教。也有人认为品德教育、人格塑造只是家庭的事情，将智育与德育分离，如同将教学与育人分离一样。都是扭曲教育的内在特征。虽然今天家长对学校教育高度参与，他们高监督，也高焦虑，学校在这样的家长面前，它的教育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也受到挑战。

　　教育有其内在的秩序，即心、手、脑的和谐教育，它有内在的秩序，首先是心的培育，其次是手的能力的实践，最后才是脑，这是教育的秩序。心的教育指一种道德情感，一种信任、感激、服从的感情，一种道德的良知，这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学校的责任。很多家庭、很多父母只关心知识教育、参与孩子的高竞争与高选拔，但是对情感的教育、道德的教育确是一个认知的盲区、实践的空白。中产阶级的父母忙于挣钱、应酬，花很多的钱把孩子外包出去，交给各种各样的课程、项目，但是人的培育、心的教育，爱的教育，常被不恰当地忽视了。

　　再来看学校，现在一些学校在争议将惩戒权交给教师，把纪律的手杖还给教师，教师有就责任、有权威管理学生。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中国教师的传统是人师，我们的制度该如何保护、尊重这样的传统。我认为需要的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少点干预，不要那么多的控制，不要那么多的绩效评估，让老师们能够安静做教师应该做的事情。大多数教师是关心学生的，是关爱学生的，减轻外部干扰就好。

　　教育的改革要找准症结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帖子叫《南京家长已经疯了》，是说教育局、学校撤销了很多考试，甚至不做作业了，觉得这是减负。但家长会急，说这个市场竞争是需要的，所以怎么来应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矛盾，对于家长而言该怎么做呢?

　　刘云杉：这个背后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教育竞争，不过是激烈社会竞争的一个外显的场域。中国教育不能是简单地学习北欧、移植美国模式，那里资源非常丰富、人口少、福利高，竞争少，学习只是学习，学习只与年轻人的成长有关。但在我们国家，教育事关生活机会，事关整个家族的运势，它甚至被扭曲成为一个“赌场”，人人都可赌命运于身手。高竞争、高压力，不真正理解压力的来源，只从教育内部减负，学校减负，3点半放学，学生到哪去?学校减负，把教学与育人的核心责任分散地外包出来，这就有了便宜的公立教育与昂贵的私立教育之间的矛盾，也有了教育的高焦虑。不用理智的清明来面对问题的实质，只改病名不改病症，或者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头疼医头，常常是南辕北辙。教育少些干预，让校长、教师按常识、按常理、按常情办学。

　　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教育使人不被命运所摆布”?

　　主持人：传统意义上，有句话叫做知识改变命运，那么知识在今天是不是可以改变命运?我们如何实现这句看起来很有激励的话。

　　刘云杉：我几年前专题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是知识改变命运呢，还是教育使人不被命运所摆布。如果命运只是社会地位，只是外在的偶然的运势，教育变成一个逆袭的杠杆，这是教育的异化!教育是培育人的，重要的是让人认识自己，即自知者明，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知道自己的限度;其次，自强者胜，这是意志的教育，能够在能力和欲望之间建立一个平衡，而不是欲望被蛊惑、被激发，既大过人的能力，也无视人与人的边界，在无限的自我，在处处受限的竞争，又陷入无限的焦虑。

　　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太多的知识，但意志、手和身体却常被忽视，没有了身体的限制、实践的技艺，以及意志的控制，出现了我说的“无限”与“无根”。教育让一个人从小往上走，出人头地，以个人主义的方式离开，没有了故乡的孤儿；这是无根；另一面，是无限，无限的希望、无限的能力、无限的膨胀，观念、民情的虚妄让一个孩子不能再做一个安静、单纯的孩子，这背后是一个人对一切人的封闭，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一个独子。

　　社会和家庭的温暖比经济上的支援更重要

　　主持人：乡村里面很多孩子在初中这样的阶段，甚至有些孩子连中学都不想上，对他们有什么话想说?

　　刘云杉：我暑假去陕北调查乡村的问题，国家精准扶贫，乡村学校还在，但孩子却走了，乡村的学生孩子跑去了城乡结合部、县城，城挤乡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村的家庭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父亲都出去打工了，母亲开始陪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已经变相的解体了。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研究，安徽毛毯厂中学的陪读母亲们，陪伴孩子用苦学逃脱苦命，父母做出巨大的牺牲，期待教育投资能有相应的回报。但是在大众高等教育背后，它不仅是投资，更是消费，代价昂贵的消费。

　　贫困远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是家庭的分离，是情感的匮乏，是机会的缺失。我接触过不少“留守的儿童”长大的大学生，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被忽视中长大，对人际的不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向上的动力。我们原先认为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贫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资源，但是贫穷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伤害。学校如何让他们能真正感受到温暖，这或许比学业支持更重要，帮助他们找到他真正能够参与、能投入的群体，让他能够慢慢习得和他人建立信任、温暖的关系的能力，能够对身边的他人、对所身处的群体、对更大的社会，有信任、有依靠、有责任，这是更紧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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