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朱宇(左)新东方在线副总裁，东方优播CEO，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助理、中学部总监

嘉宾：王龙玺(右)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性教育技术顾问

　　性教育的目标是让孩子积极健康成长

　　主持人：今天特别荣幸请到了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性教育技术顾问王龙玺老师参加访谈。王龙玺老师，您是性教育方面的专家，之前听您说过这么一句话“正经的教材时常被当作色情制品而禁止，真正的色情制品反而成为性启蒙的主要材料”，您觉得性教育和色情制品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王龙玺：性教育和色情制品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色情制品本质上是为了商业获利，而性教育本身是教育的一部分，更希望通过让大家认识性，积极健康成长，应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虽然不同人对于性教育有不同的论述，但如果看全世界重要性教育指南、纲要和专家论述，大体上性教育的目标都是以下几点：

　　第一，了解信息，了解基本知识、生理状况，比如青春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等等;第二，树立积极价值观，更加积极地看待性的相关问题;第三，学会一些技能，例如怎么样预防性骚扰，如果遇到风险怎么应变。第四，促进责任感，让你知道怎么在亲密关系中互相体量、互相理解。所以性教育的目标挺明确的，虽然表述不同，但全世界所有类型的性教育，最后总结起来大概就是这四点。

　　主持人：您觉得新一代孩子和过去这一代人接受的性教育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对于孩子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龙玺：其实能想象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差别。那个时代不管对不对，至少可以用工业化教育思维，比如通过管制，清楚地划一条隔离带，保证孩子的纯洁性。而现在这个时代，孩子获取信息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们看到孩子在识字之前就会玩智能手机了，所以大概从6岁开始，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信息是他们天生的一种能力。这时候你再想用工业化思维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他们接触信息，从客观上就做不到。

　　唯一的可能是提前进行更好的性教育，因为有了教育的保护，能让他们更好地识别哪些信息是好的、哪些信息是不好的。现在很难做到不让孩子接触信息了，你只能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判别和处理这些信息。

　　家庭对孩子的性教育越早越好

　　主持人：您之前参加一个演讲，主题是《谈性色不变》，主办方要求把“生殖器”改成“下体”，您可以和我们具体说说这件事吗?谈性色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现在很多家长虽然有了性教育的意识，但还是羞于启齿，比如把阴茎称为小鸡鸡，您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怎么做能更好?

　　王龙玺：其实家庭之间有一些代称倒无伤大雅，这也是很多文化习惯的积累。但是不能只使用代称，我们有很多教训。比如有个女孩家里一直管女性生殖器叫“娃娃”，女孩被学校老师性侵，回家说娃娃疼，家里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很长时间才发现。所以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孩子越小的时候，家长在讲解身体时越要告诉他生殖器官正式的名称，小孩子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反而高中上性教育课，如果学生以前没上过，你给他们讲的时候，往往前两节课他们会很羞涩，后来慢慢才习惯。即使这样，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讲课方式也不会介意，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知识。所以，性教育越小越好，替代性的词汇跟科学的词汇是不矛盾的，都需要有。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那么小会不会教坏，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性教育，所以会误解性教育等同于性行为教育。而我们所说的性教育是非常广义的，像您刚刚说的，我之前参加节目，其实我稿子里面写的是“生殖器官”，但是他们要求我改成“下体”，读上去就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坦然一点会更好。

　　主持人：听您这么说我也深受启发。孩子接受的教育来自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您觉得提供性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

　　王龙玺：学龄前，家庭毫无疑问是性教育最主要的实施者，因为那时候孩子获取的信息绝大部分是从家庭来的。到了小学阶段，是家长和学校共同教育会更好一点。进入中学阶段，我们认为学校要更占主导。因为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不管家庭沟通多么好，孩子总是需要一些私密空间，很难跟家长谈这些问题，包括情感问题。到18岁之后，就没有必要提供正式的性教育了，因为也提供不了了，取而代之的是同伴间的自我学习和交流。所以，学龄前教育好家长非常重要，因为这段时间非常珍贵。

　　社会倡导是性教育普及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这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极速发展，代际差异比较大，部分家长在性教育上不知道怎么做。除此之外，也存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冲突，学校可能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家长不接受、不理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推进呢?

　　王龙玺：我做性教育十几年了，我发现，如果坐下来很认真地给大家讲，很少有家长或者老师在听完以后觉得我还是不能做(性教育)。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刚才提到的，因为上一代人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性教育是什么样的，如果他看到了好的性教育是让孩子变得积极健康、独立自主、并预防风险，那么大多数还是会认可的，所以社会倡导还是挺重要的。

　　虽然很多学校老师都觉得性教育重要，但他们的压力在于，哪怕90%的家长支持，只要有10%的家长反对，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所以我希望媒体多一些倡导，我当时参加节目也是抱着让大家更了解性教育的目的，但很遗憾，我真的讲性教育的那个节目没播，播的都是讲性别平等的那些。但这几年我觉得还是好很多了。

　　“早恋”情感是正常的

　　主持人：大学之前，学生之间的恋爱普遍都被称为早恋，但到了大学以后，家长就可能催着孩子恋爱，您觉得这是否反映了家长的矛盾心理?关于早恋的认知和处理方式，家长是否需要调整?

　　王龙玺：早恋这个词确实是我们社会文化中比较特有的词，在国外你很少找到早恋这个词。其实不仅是性教育，教育的本质问题还是家长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孩子。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孩子，你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年龄段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千差万别。之所以早恋是个问题，是因为家长觉得恋爱是人生某一个阶段才要做的事。

　　当我们跟学生讨论恋爱的时候，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都是一致的，我们会告诉学生，爱的情感是人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的，在青春期阶段，对他人产生情感的依赖或者恋爱欣赏都是常见的。有的人整个中学阶段没有产生这样的感觉，有的人则比较早产生，我们首先都会承认这是正常的，然后再讨论如果要进入一段恋爱关系需要注意什么，什么是好的感情、什么是不好的感情。

　　你会发现，你越跟孩子讨论这些内容，讨论越深入，他们的批判性意识越强。他们听到不同的观点，就会逐渐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情感，以及这个情感能不能促进我。在我们的讨论中，很多孩子都觉得好的感情有不一样的判断标准，但是大家普遍承认的是，好的感情会促进双方的进步，而坏的感情会让两个人迷失、彷徨、痛苦。

　　呼吁提供开放空间，对性教育展开理性讨论

　　主持人：对于市面上涌现的女德班，推崇古代中国社会所谓的三从四德、恪守妇道，您怎么看?

　　王龙玺：毫无疑问社会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我个人也不支持。咱们国家的社会进步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个过程中一定有旧思想和新思想的巨大碰撞，正是因为发展得很快，所以坚守着那样思想的人更感觉自己受到了冲击，我对这个现象的产生并不意外。但我也不认为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毕竟大家可以看到，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以前对这些还是讨论，后来则是批判。咱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就是性别平等。

　　主持人：随着社会不断往前发展，我们国家也出现了更多元化的一些情况，比如不婚主义、丁克家庭、同性恋现象，家长也会有很多担心，于是带有更多传统观念的家长就在思考，是否有必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采取一些措施，让孩子和父母的传统想法保持一致，对此您怎么看?

　　王龙玺：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先说最小的技术性问题，大家觉得同性恋是会被模仿学习的，所以很担心，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异性恋是不太可能被教育成同性恋的，反之亦然。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道德观念会发生转变，以前的道德观念只有一个标准是好的，所以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社会发展了以后，道德标准变成了要建立底线，只要不突破底线，人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保守一点、有的人开放一点，这是个人的权利。第三，从社会制度上来说，是人口的问题，尤其进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降低了，它的解决方法也是从社会制度上要进行一些保障，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讨论才有结果。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国家会继续往前发展，从国家、社会层面上还需要做哪些事情，提供哪些资源帮助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更好、更健康、更成熟地往前发展?

　　王龙玺：首先我还是比较积极的，咱们国家刚刚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法律条例中提到“性教育”三个字，以前都是用青春期教育、预防教育、生理健康、卫生教育等词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说还能做什么的话，我希望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去讨论，有时候大家观念不一致，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公共空间让人们理性去讨论，让大家看到我支持是为什么、不支持是为什么、实证结果又是什么，那么我认为这是第一步应该做的事。